2025年是黨的七大召開80周年。2022年10月27日，黨的二十大閉幕不到一周，習近平總書記帶領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專程從北京前往延安，首站就來到楊家?guī)X瞻仰中共七大會址。他指出，“黨的七大在黨的歷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為黨后來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指明了正確方向、開辟了正確道路”。他強調，延安革命舊址“是一本永遠讀不完的書，每次來都溫故而知新”，要求“講好楊家?guī)X的故事、講好黨的七大的故事”。

　　1945年4月至6月召開的黨的七大，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制定了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達到空前統(tǒng)一和團結。七大在黨的建設史上也具有里程碑意義。七大發(fā)展了毛澤東建黨思想，對黨的六大黨章進行了重大修改和補充，正式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標志著中國共產(chǎn)黨的成熟，為黨領導人民去爭取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深厚基礎。

　　毛澤東關于黨的建設的新論述及其意義

　　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發(fā)表了包括《論聯(lián)合政府》、口頭政治報告和結論等在內的重要報告和講話，對黨的自身建設的成就、經(jīng)驗作了深刻總結，極大豐富發(fā)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建黨學說。

　　關于三大作風的概括，樹立了中國共產(chǎn)黨區(qū)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毛澤東在《論聯(lián)合政府》中概括了三大作風，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這是總結中國共產(chǎn)黨24年光輝歷史得出的重要結論，集中概括了共產(chǎn)黨人的精神特質。

　　中國共產(chǎn)黨是在同黨內教條主義和經(jīng)驗主義錯誤作堅決斗爭的過程中發(fā)展起來的。“教條主義、經(jīng)驗主義，兩者都是主觀主義，是從不同的兩極發(fā)生的東西。”其核心是犯了主觀和客觀相分裂，理論和實踐相脫離的錯誤。因此，“必須使各級黨的領導骨干都懂得，理論和實踐這樣密切地相結合，是我們共產(chǎn)黨人區(qū)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之一”。

　　中國共產(chǎn)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是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fā)的政黨。毛澤東指出，中國共產(chǎn)黨24年的經(jīng)驗表明，“凡屬正確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shù)氐娜罕娨笙噙m合，都是聯(lián)系群眾的；凡屬錯誤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shù)氐娜罕娨蟛幌噙m合，都是脫離群眾的”。為了符合人民利益，共產(chǎn)黨人應該隨時準備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因此，“我們共產(chǎn)黨人區(qū)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lián)系”。

　　如何對待黨內同志的思想錯誤，如何處理黨內同志間的不同意見，如何開展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中國共產(chǎn)黨經(jīng)過了長期的實踐探索。毛澤東形象地指出，“房子是應該經(jīng)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jīng)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染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頁）。而批評和自我批評正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因此，“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qū)別的顯著的標志之一”。

　　關于黨性和個性的論述，闡明了黨內集體和個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關系。毛澤東強調，對中國共產(chǎn)黨來說，黨性就是普遍性，個性就是特殊性。中國共產(chǎn)黨是中國人民有組織的先進部隊，首先要講黨性。一致的行動，一致的意見，集體主義，就是黨性。他指出：“一個隊伍經(jīng)常是不大整齊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齊，向左看齊，向右看齊，向中看齊。我們要向中央基準看齊，向大會基準看齊。看齊是原則，有偏差是實際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齊。”（《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298頁）維護聯(lián)合政府、新民主主義綱領這些全黨共同意志，就是講黨性的體現(xiàn)，全黨應該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基礎上統(tǒng)一起來。

　　在講黨性的同時，中國共產(chǎn)黨也尊重和保護黨員的個性。毛澤東認為，“沒有一種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礎上的。沒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沒有黨員的個性，哪里有黨性？”中國共產(chǎn)黨鼓勵革命的創(chuàng)造性的個性，堅決反對反動的破壞性的個性。創(chuàng)造性的個性，要求發(fā)展自己的業(yè)務專長，具有獨立思考和獨立工作的能力，它同黨性是完全一致和統(tǒng)一的。而破壞性的個性，是個人主義的，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搞所謂標新立異。他強調，黨性和個性是辯證統(tǒng)一的。“任何一項凡是我們要做的工作和事情中都有黨性，也有個性。這種個性必須是與黨性統(tǒng)一的”。

　　關于黨內干部關系的論述，為確保黨內團結發(fā)揮了重要指導作用。革命事業(yè)千頭萬緒，各條戰(zhàn)線都需要方方面面的干部。如何處理不同戰(zhàn)線干部之間的關系，關系到黨內團結統(tǒng)一。對于不同干部群體之間的關系，毛澤東強調要處理好新干部與老干部、外來干部與本地干部、軍隊干部與地方干部之間的關系。在干部問題上，不分地域、不分戰(zhàn)線，所有干部都是黨的寶貴財富，都是一樣的光榮。

　　關于講真話和領導方法問題的論述，為提高黨員思想道德水平和干部能力素質指明了方向。毛澤東特別強調，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要講真話，不偷、不裝、不吹。偷就是偷東西，不偷，就是著作文章不能抄襲，不能把馬恩列斯的東西說成是自己的東西。裝就是裝樣子，不裝，就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多少就講多少。吹就是吹牛皮，不吹，就是報實數(shù)，情報要真實，缺點要公開。講真話，關系到黨的作風，實際上是要求實事求是。

　　對于領導方法問題，毛澤東也作了闡述。他認為，“只有當著還沒有出現(xiàn)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桿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fā)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共產(chǎn)黨，是其他政黨所不能比的，因為它能夠看清革命的前途，指引革命的方向。同時，還必須集思廣益，營造充分交換意見的作風，這也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重要領導方法。

　　對黨章進行了重大修改和補充

　　黨的七大通過的《中國共產(chǎn)黨黨章》，是對建黨以來24年黨的建設經(jīng)驗的全面總結，對六大黨章進行了重大修改和補充，從而使黨的根本大法更加系統(tǒng)完備，對黨的建設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首先，七大黨章在黨章歷史上第一次增加了“總綱”部分，這是一個重大創(chuàng)新，開創(chuàng)了先例。從黨章發(fā)展史上看，黨的一大制定的綱領，事實上是黨綱和黨章的結合體。但當時黨的思想理論水平還不高，無論是綱領性內容還是章程性內容，都不夠規(guī)范成熟。從黨的二大到黨的六大通過的黨章，都是單純的組織法規(guī)，沒有黨的綱領的相關內容。但中國共產(chǎn)黨對制定黨綱的探索，依然斷續(xù)地開展著。在黨的三大上，曾由瞿秋白起草《中國共產(chǎn)黨黨綱草案》，并經(jīng)陳獨秀修改。但這一草案未被共產(chǎn)國際批準。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這份黨綱還不成熟，以至于連黨的性質、宗旨和指導思想均未闡明。

　　從新公布的檔案資料看，黨的六大曾有制定黨綱的計劃，六大主席團第8次會議記錄有“黨綱取消不報告”的記載，大會主席團第15次會議記錄記載，瞿秋白提議“在七次大會前新的中央要起草黨綱草案”。黨的六大還通過了《關于黨綱的決議》，指出“中國共產(chǎn)黨第六次大會委托中央委員會于第七次大會之前，必須擬出中國共產(chǎn)黨黨綱草案，及早發(fā)給各地黨部討論，以便提出第七次大會能夠正式列入議事日程，為最終之決定”（《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49頁）。

　　經(jīng)過24年革命斗爭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接續(xù)探索，黨的七大正式制定了黨的總綱并列入黨章?？偩V是“黨的基本綱領”，“也是黨章的組成部分，是黨章的前提和總則”，是一切黨員的行動準則。七大黨章總綱，集中體現(xiàn)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性質、指導思想和組織原則，說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任務和特點，概括了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作風，是中國共產(chǎn)黨在思想理論上走向成熟的重要體現(xiàn)。

　　其次，七大黨章首次在黨章中清楚準確地規(guī)定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性質。七大黨章明確指出：“中國共產(chǎn)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是它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中國共產(chǎn)黨代表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它在現(xiàn)階段為實現(xiàn)中國的新民主主義制度而奮斗。它的最終目的，是在中國實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制度。”

　　中國共產(chǎn)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chǎn)物，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工人階級的完全新式的政黨。黨成立后，特別是大革命失敗后，革命中心轉向農村，黨內農民和小資產(chǎn)階級出身的黨員占大多數(shù)。關于黨的性質，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對此，劉少奇在《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作了相關論述，他認為，“僅僅是黨員的社會出身，還不能決定一切，決定的東西，是我們黨的政治斗爭與政治生活，是我們黨的思想教育、思想領導與政治領導”。

　　再次，七大黨章關于黨員相關內容作出新的規(guī)定。黨的七大在黨章中首次規(guī)定了黨員的4項義務和4項權利。4項義務主要包括：學習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每一個黨員能否正確地為人民事業(yè)而奮斗的基本關節(jié)”，是黨員義務的第一項；遵守黨紀，積極參加黨內政治生活和革命活動，服從黨的決議，這就要求黨員從政治上關心黨的一切，在政治上對黨負責；為人民群眾服務，這是每一個黨員的職責；模范遵守革命政府和組織的紀律，精通業(yè)務，在革命事業(yè)中起模范作用。4項權利主要包括：在黨的會議和刊物上參加關于黨的政策的討論；黨內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向黨的任何機關直至中央提出建議和聲明；在黨的會議上批評黨的任何工作人員等內容。

　　七大黨章恢復了五大黨章關于入黨年齡的規(guī)定，要求“年滿十八歲者，方得被接收為黨員”，“因為一個人一般地要到十八歲以后，才可能有自己的比較確定的政治上的判斷力”。同時，對于那些政治上發(fā)育早的青年，可以接收為候補黨員，年滿18歲后，方能轉為正式黨員。

　　七大黨章對不同社會出身的人的入黨手續(xù)作了嚴格區(qū)分，同時，還首次對脫黨的情況作了規(guī)定，“沒有正當理由，在六個月內不參加黨的生活，不進行黨所分配的工作，又不繳納黨費者，即認為自行脫黨”。脫黨人員，由支部大會通過除名，報上級黨委批準。

　　最后，七大黨章對黨的民主集中制提出新的內容。七大黨章在五大黨章首次寫入民主集中制、六大黨章初步闡明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基礎上，又將黨對民主集中制的認識和規(guī)定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七大黨章規(guī)定，“黨的組織機構，是按照民主的集中制建設起來的。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領導下的民主”。同時還在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中增加了“四個服從”，即“黨員個人服從所屬黨的組織，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部分組織統(tǒng)一服從中央”。

　　黨的力量來自組織，組織的力量則來自民主集中制。民主基礎上的集中，表明黨的領導機關的權力是黨員群眾授予的，黨的領導機關一般由黨員群眾選舉產(chǎn)生。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就是說，“黨的一切會議是由領導機關召集的，一切會議的進行是有領導的，一切決議和法規(guī)的制訂是經(jīng)過充分準備和仔細考慮的，一切選舉是有審慎考慮過的候選名單的，全黨是有一切黨員都要履行的統(tǒng)一的黨章和統(tǒng)一的紀律的，并有一切黨員都要服從的統(tǒng)一的領導機關的”（《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9頁），黨內必須反對極端民主化傾向和無政府主義狀態(tài)。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正式形成

　　黨的七大正式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于中國共產(chǎn)黨來說，這是來之不易的。

　　鄧小平曾指出，“歷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頁）。遵義會議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周恩來為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經(jīng)過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在會上得到絕大多數(shù)同志的理解和擁護。彭德懷在發(fā)言中說：“領袖是長期斗爭經(jīng)驗總結的，是長期斗爭中產(chǎn)生的。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由正確的領導取得的。”此后，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任弼時、劉少奇也先后參加中央領導工作。

　　在整風運動中，為了調整及精簡中央領導機構，加強中央的集中統(tǒng)一領導，中共中央于1943年3月在延安舉行政治局會議，通過《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推定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并決定他為中央書記處主席；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中央書記處，根據(jù)中央政治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中央書記處討論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權；劉少奇參加中共中央軍委并任軍委副主席。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黨的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在延安召開，全會選舉主席團，毛澤東為主席團主席，決定全會期間由主席團處理中央日常工作。這樣，就為黨的七大正式選舉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做了充分準備。

　　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在黨的七大的報告和發(fā)言中，都高度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功績，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劉少奇在《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說，中國共產(chǎn)黨已經(jīng)是一個擁有了自己偉大領袖的黨，“這個領袖，就是我們黨和現(xiàn)代中國革命的組織者與領導者——毛澤東同志”（《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19頁）。任弼時在開幕典禮上的講話中說，“毛澤東三個字不僅成為中國人民的旗幟，而且成為東方各民族爭取解放的旗幟”（《任弼時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2024年版，第271頁）。

　　在大會發(fā)言中，各方面選舉的代表也高度公認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陳毅在發(fā)言中說，船載千斤，掌舵一人。“我們從黨的歷史上來看，毛主席是最會掌舵的，他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間，遇到過幾次的嚴重關頭，他都能把我們黨和軍隊這個船挽救過來，并且引向正確方向，走的很穩(wěn)”。

　　正是在這樣高度共識的基礎上，黨的七大充分發(fā)揚民主，經(jīng)過預選和無記名投票，選舉產(chǎn)生由中央委員44人、候補中央委員33人組成新的中央委員會。會后召開的七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等13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選舉毛澤東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事實證明，這是一個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夠團結全黨的堅強的領導集體。

　　黨的七大適應形勢發(fā)展的需要，明確提出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系列舉措，制定和修改黨章這一黨內根本大法，選舉堅強的領導集體，使中國共產(chǎn)黨能夠經(jīng)得起各種風浪考驗而不斷發(fā)展壯大，彰顯出馬克思主義政黨巨大的制度優(yōu)勢，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反映了全黨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七大之后，全黨同志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團結一致，為推進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努力奮斗，終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歷史勝利。

（作者：李穎，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研究員）